死亡技术时代中的一款非标准商品

2022-08-20 02:32:29 来源:im体育官网在线 作者:im体育中国官方

  格丽塔·阿德勒是美国的一位85岁老人,她被送进医院时,理由是“营养不良”和“生长停滞”。后者听上去像黑色幽默,但没办法,现代医学不承认“自然死亡”,人们过去说的“老死了”,如今得具体表述为心脏衰竭、肾衰竭之类。于是,濒临死亡就成了“生长停滞”。

  在医院,老人对医生说:“我唯一想做的事,就是想象我的葬礼。”经过28天的“治疗”后,老人被送到护理院,人人都知道结果是什么——两周后,她去世了。

  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中,阿德勒痛不欲生,但她无权放弃治疗;医生明知无效,却必须遵守行业准则,表演一下什么是全力以赴;阿德勒的儿子收到一张巨额账单,他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治疗,但他不懂医,不知怎么判断;美国政府也为此支出了一大笔公共开支……

  在美国,一生医疗总费用的30%用于生命最后一年,其中40%用于最后一个月,宝贵的医疗资源就这么被浪费掉。

  大多数现代人会死在医院中,很少有人意识到,“死亡”这个概念正由医院塑造,并成为一种商品,每个人都将成为这款非标准商品的消费者。上世纪90年代起,美国人对日渐昂贵的“死亡”感到愤怒,相关讨论至今还未取得共识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,该议题也会引起更多中国人的关注。美国人类学家莎伦·考夫曼的这本书《生死有时:美国医院如何形塑死亡》,堪称是一次“预热”。

  死亡是什么?仅仅在两代之前,死亡对大多数人意味着:躺在自己家中,慢慢逝去,一般情况下,死亡原因不明,只被描述为“他活到岁数了”“他福享尽了”。今天则不同,超50%的美国人死在医院。根据传说,在临终前,他们会得到最好的抢救,以及最舒适的照料。

  ICU(重症监护室)正成为新的生死之门,对患者家属而言,明知无望,但只要把患者送入其中,就会在道德上得到安慰,这意味着“我们尽力了”。在美国,ICU也是奢侈品,甚至可达2万美元/天(包含药费、急救费等),清晰地标出了“尽力”的价格。

  奇妙的是,ICU确实可以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——保证其血压稳定和心脏跳动,至少在法律意义上说,患者没“死”。

  在法国,有一名叫朗贝尔的人,2008年因摩托车事故成为植物人,依靠ICU,他又整整“活”了11年。去年,他的家人终于同意“拔管子”,但12小时后,法院判定其家人的同意无效,于是,管子又了回去。直到今天,朗贝尔仍“活”在人间。

  朗贝尔的“活”,意味着医疗资源的惊人浪费,也意味着剥夺了其他人活下去的机会。其实,朗贝尔绝非个案,世界各国都有一些类似的极端案例。这让人们意识到:现代医学刷新了“死亡”的定义,在它的干预下,“死亡”已可以被延缓。

  医学在高速发展,未来肯定会出现更多的办法,那么,今天导致死亡的原因,明天可能就不再成立。于是,“拖时间”也成了医学的责任之一,人人都对“拖到技术足够进步的那一天”有期待,而“死亡必然到来”这一事实,便被有组织地掩盖了起来。

  在医院,几乎所有医生都讳言死亡,不愿回答“还能活多久”之类的问题。因为除了一遍遍检查,根据检查结果“规范操作”,医生已没有太多发挥空间。所谓负责的医生,就是推荐患者做更多检查的医生。而依据这套“标准流程”,“死亡”并不存在。

  本书作者考夫曼跟踪了20多个被送进医院的老年患者,他们的结果都是死亡,可让考夫曼吃惊的是,医生、护士从没谈论过患者是否会死亡,考夫曼还参加了医生的会诊、小组会,也没人讨论过死亡。讨论的一般结果是:再做更多的检查。

  不只是医生不提死亡,现代人平时也不讨论死亡,于是,死亡成了“房间里的大象”。在医院、急救中心、火葬场、葬礼服务中心的联手遮蔽下,死亡成了生活中的“意外事件”。得知亲友死亡时,人们的震惊往往比悲伤更多。

  绝大多数人是在无知状态下走向死亡的,他们想不到,最后阶段竟会这么痛苦。就像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阿德勒那样,只能靠来维持,任何人碰她一下,都会让她痛得大声尖叫。她无法配合治疗,甚至无法翻身。

  死亡是现代社会中“皇帝的新装”,只有患者明白是怎么回事,但患者的意见常被忽略。结果是,现代医疗设备越来越好,服务越来越体贴,可从结果看,它既没挽救患者生命,也没减少患者痛苦,只是消耗了更多的金钱。

  从上世纪60年代起,姑息治疗、临终关怀等逐渐兴起,在今天,美国所有大医院都可提供类似服务,这被称为“有尊严的死亡”,但影响有限。因为屏蔽“死亡”(包括“有尊严的死亡”)的,是现代医疗制度与现代医疗文化。

  大多数医生从学医第一天起,便被灌输:此生的最大义务是“拯救生命”。这已成为他们的下意识。从统计看,除非患者及家属提前声明,当患者濒临死亡时,大多数医生会强行实施心肺复苏术——这可能导致患者骨折,且电击也很痛苦。如果无效,接下来的将是气管切开术,大概20%的患者可能得救,代价是每呼吸一口气,都犹如刀割。

  考夫曼发现,当医生认为患者无法挺过手术并发症时,他们根本不会把患者送上手术台,以维持“手术零失败”的荣誉。同样,患者被送入ICU一段时间后,又会以医疗资源紧张为名,将他们送回普通病房。所以,急救永远是成功的,可惜患者自己没挺过去。

  无法手术,乃至被送出ICU,患者往往不知道背后的原因,以为治疗在继续。其实,医生正在等待患者的死亡,除了给予安慰性药物,什么治疗也没有。

  在医院中,许多年迈的患者哀求得到止痛药,但医生担心掩盖病情,影响“拯救生命”,往往无视,但护士们会偷偷给他们打止痛针。可在现代医学制度设计中,护士是最底层。每当要节省公共医疗开支时,就意味着大量护士失业。

  不应责难医生,他们可选择的空间太小,已被改造成反理性、反人性的“死亡问题”中的一环。现代人一想到医院,就认为医生应懂得所有相关知识。可医学有太多未知领域,医生并不了解一切。

  任何一种产品,只有“可预期”,才能成为商品,而死亡是不可预期的。患者自己、患者家人,乃至医生,都只能依靠经验下判断,必然舛错极多。

  然而,法律却自欺欺人地认为:死亡可以预期。在此基础上,试图创造一个可掌控的机制:1990年,美国通过了《患者自决法案》,按此法案,医生必须告知患者有选择治疗方法的权利。

  于是,医生必须准备两套以上的方案,供患者或患者家属选择。可后者并非专业人士,他们不知道急救的痛苦,不知道死亡不可避免。据考夫曼观察,只需很少暗示,就能让家属接受医生想要的选择。

  《患者自决法案》加大了医生的风险,当患者家属不愿接受结果时,就会指责医生“误导”,为规避这一风险,医生在提出选项时,常给出成功几率,不过,很多是随口编造的。

  在法律压力下,医生在治疗中更愿采取标准的方案,任何跳出常规的做法,都要征得不懂医的家属同意。其结果是,很多患者就这样按标准流程而“死亡”了。

  “死生有命”,这是古人经常发出的感慨,但在现代社会中,科技给人们以“掌控一切”的幻觉,导致死亡也被打上“遗憾”“失误”“可惜”等标签。

  不论怎么掩盖,人总是要死的。在无用的表演中,医生、患者、患者家属、公众利益其实都输了,唯一的赢家是资本。

  资本转化成越来越昂贵的药品、医院和医疗设备,它们不断制造出“延长寿命”“救命必备”等幻象,鼓励人们从做X光透视,到做CT,再到CT+核磁共振,再到每年做2次CT+核磁共振……随着消费增加,资本得到了足够的回馈。连充满不确定性的死亡,也被资本改造成为自利的工具。

  这种自我回馈的闭环掌控了所有人——医生、护士、患者、患者家属,他们被分别定义为消费者、维护者、原材料……医疗的本来目的是让人舒适,如今却被异化成对抗死亡。

  “我们对于人类生命自然状态的理解,包括我们对疾病、衰老以及死亡的反应方式一直在被改造着。”本书作者考夫曼相信,通过争论与反思,社会将觉醒,从而主动对抗“改造”。可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,情况究竟改变了多少?在与资本的博弈中,社会常常是失败的一方。

  《生死有时:美国医院如何形塑死亡》描述的是美国医疗体系的弊端,但也折射出现代医疗制度、观念、文化、法律环境的种种弊端。随着中国社会不断进步,“死亡问题”也会逐渐浮现出来。究竟是去接受更痛苦、更昂贵的死亡,还是让死亡回归自然,避免它被资本过度征用?这就要通过别人的经验去学习,则本书堪称必读书。(唐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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